历史情境重建的当下立场 ——读傅汝新长篇小说《一塘莲》兼谈军旅小说的发展空间

艾 翔

表面上看,《一塘莲》并不回避重大历史事件,从1945年抗战结束到1951年镇反运动,其中的人物无论何种身份都伴随着历史一同成长,随着历史的波澜而动荡。在历史洪流面前,几乎没有人能够避而远之,虽然有人是主动投身历史激流,有人则是被动卷入历史漩涡。小说对历史的观照并不是从后人总结的历史发展规律入手,而是采取了镇海寺农村卢氏三姐妹的角度,用一种体验式的叙述,呈现出了浩荡之态,阅读过程十分顺畅,没有压迫感,这与其书写方式密切相关。

既然是选择了卢氏三姐妹作为主角,那么主体情节的展开必然是以女性平民的视角为中心,随之而来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的、纯粹军事书写的叙事模式几乎无法适用,毕竟女性即使上了战场,也很难出现在一线。《一塘莲》对既定模式有突破,但不是颠覆。作为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革命中的普通乡村女性,卢氏三姐妹因其普通和普遍而获得了典型性。同时也因为她们的生命并不能被革命战争完全概括,革命叙事便出现了一个缺口,显现出了留白之美,开拓了想象的空间。作为一种预期,作为一种召唤,正是基于对文学史传统的总结归纳。全书最为直接的紧张激烈恐怕是第四十三节“劫狱”,这是一次准军事行动,因为我方几乎没有正规部队介入,但战场描写得错落有致,又给人充分的军事题材作品的满足感。可以说《一塘莲》蕴藏着两种军旅文学的发展方向,即基于一种整体性的历史脉络的书写,当然这种书写也包含着英雄史观和平民史观两种倾向立场,以及更为纯粹的军事文学,同样并不排斥“爽文”的写作。这部小说是将这些各有侧重地结合起来,这也是令其在一众同类作品中颇感新颖的奥妙所在。

从全书的总体结构来看,情节基本都是围绕卢氏三姐妹展开,四十余万字的篇幅并不显出冗余拖沓。同时因为情节动力源是三姐妹而非一个人,又令情节线索并不呆板,有了跳跃的灵动。情节线之间的转换也恰到好处,所有这些配置让小说显得节奏错落有致,很有阅读快感。三人有女性天然的一些特征,比如感性、善良、重情感、对家依恋、向往英雄等。由于年龄和经历的不同还是呈现了性格上的微妙差异:老大卢芳更为沉稳、隐忍、顾全大局,她的婚姻完全是因为方七爷对父亲和三妹慷慨大义相助而促成的。在完全不熟悉方七爷内面的情况下下定决心出嫁,之后又毅然出走寻找苏西坡。在方七爷被捕入狱后,又据理力争替方七爷申诉。老二卢秋情感较为内敛,也不喜言谈,但是有自己的主意,性格原因加上郑重的神秘消失导致最初的萌动没有实现。后来因为知道田镇长的酒后失态,克制住了自己对后者的情感,转而嫁给在病困时期照顾自己的老实人车站老张。细思之下卢秋内在的韧性是令人惊叹的,尤其是这种韧性来自于内在的独立人格。老三卢云的泼辣自不用说,她体内蕴含的能量也更令人信服民间大地蓬勃的生命力。卢云敢爱敢恨,喜欢却因冲动回绝高团长,后被高团长安排嫁给小蔡,又主动挣脱不合适的婚姻,与仰慕的田镇长一起生活,田镇长牺牲后,终于和高团长结合。虽然各自都有曲折经历,这与时代翻覆下个体随之震荡相关。三姐妹不同的性格和人生经历,具有了很大覆盖面,丰富地展现出普通民众特别是女性在革命史中的反应与体验。

三姐妹身边的男人们也是各具魅力、各有特色。方七爷是个传统社会里的角色,黑白两道通吃,行走江湖靠的是仗义疏财一诺千金,当然也有赌博这样的不良嗜好,以及娶三房这样的旧社会常见落后习俗。可以说,方七爷和老树皮是管窥左翼革命之外领域的一个途径,通过这样的人物设定,上世纪四十年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得以呈现。比较苏童《罂粟之家》里的家族内斗,能看到同一书写对象的不同处理,是读者之幸。田镇长无疑是全书最具有包容性、也最难以评价的一个形象。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忍不住想象,如果这部小说拍成剧集形式放在网上,一定会有密密麻麻的争论弹幕。能引起社会广泛争论,恰恰说明作品打在了社会发展的痛点上,由此开辟了一条从历史伸向现实的通道。与《亮剑》中的李云龙不同,田镇长恰好形成某种反拨,他温和儒雅,几无缺点,才能全面却偶然犯错。卢秋对他的喜爱、卢云对他的崇拜是很难说明问题的。作者没有任何对田镇长的道德批判或情绪化书写,他后来的命运也是一言难尽:虽然同于主任关系略微僵硬,但很喜欢孩子;与卢秋未能结合,但收获了卢云从崇拜转换来的爱意;虽然一家三口短暂欢愉,但终因镇压土匪不幸殒命。让读者留下一声沉重又不失释然的喟叹,或许这正是小说书写的精妙所在。相比之下,高团长就是一个更为纯粹、简单的人了,怀揣理想,充满热血,激荡着正义感,这种军人形象我们在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中十分常见。如此设计能够安抚习惯于既有军旅题材的读者,符合一般性的阅读经验。可以说,高团长是没有转业的田镇长,田镇长是走出部队的高团长,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卢云开始崇拜高团长,后来对田镇长也有了类似的情感。总之,《一塘莲》对人物的塑造都是十分用心的,这些人物在动态上服从于整个情节发展和整体思想传达,在静态上又从不同侧面折射出社会的截面与变迁。

在一些细节方面,这部小说也呈现出了不少新意。田镇长改任武装大队长积极平定匪乱,但在最后一次战斗中因为交换人质,误判土匪示威性的开枪会打到女儿,飞身扑去,不想女儿没事,自己却因为前扑而中弹。因为是个人误判,虽然奋不顾身也并不显得多么英勇,牺牲也就并未显出特别的悲壮。这让历史讲述在宏大叙事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方式,同时也让讲述本身更加引人回味和深思。高团长在一次营救辽南地委领导中负伤,且伤及隐私部位,出乎所有人意料,交战双方不是敌我,而是营救者和被营救者。后来高团长拒绝卢云的示好,甚至强令其同小蔡成婚。一些作家曾经讨论过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问题,《一塘莲》倒是很包容,两种历史观都能接纳,宏观上仍是必然性,但细节处加入的偶然性因素让人物和历史更加真实可触,反过来稳固了必然性的宏观叙述。这种多元化的历史观也体现在方七爷身上。镇反运动将方七爷卷入其中,半年后死于狱中。其间卢芳奔走相助,希望帮助方七爷澄清历史,也得到了高团长的声援。由于此前大量篇幅写到方七爷的开明进步、同情革命,甚至多次参与营救革命军人,这让他的死多少都让读者为之产生不无遗憾之感。不过作者在此用超然到不落痕迹的叙述语言描述这些过程,同时有意识地并立两种话语模式,人为制造一种“话语裂隙”。通读全书不难发现,作者始终不急于亲自现身对人事进行臧否判断,而是尽可能还原历史,呈现历史的丰富复杂性,还原每个人所有言行及境遇的历史语境,更真实地贴近历史以及历史中的个人,小说因此而呈现出丰富性。

曾经在文学史上大放异彩的革命历史小说,在经典化后不可避免陷入了模式化的困局,因此在丛书总序中两位研究者在梳理经验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的发展空间。其中提到的诸如“对历史祛魅”、重建“个人化想象”以及“现代性”角度的反思与重构,确实是这一领域发展节点的几个关键词。《一塘莲》的出现表明,已经有人在这条路上开始了奋力实践,它在反复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构造历史语境的同时,融入了鲜明的当下立场,或许这正意味着某种转机。

(作者为天津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筱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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